引用本文
于航, 步凡, 胡道功, 张绪教, 杨金中. 祁连山大通河河流阶地形成时代及地质意义[J].中国地质调查, 2018,5(3): 43-48.
YU Hang, BU Fan, HU Daogong, ZHANG Xujiao, YANG Jinzhong. Ages and ge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river terrace of Datong River in Qilian Mountains[J].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2018,5(3): 43-48.  
doi: 10.19388/j.zgdzdc.2018.03.06
Permissions
Copyright@2018, 《中国地质调查》编辑部
《中国地质调查》编辑部 所有
祁连山大通河河流阶地形成时代及地质意义
于航1, 步凡1, 胡道功2, 张绪教3, 杨金中1
1.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北京 100083
2.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3.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 100083

第一作者简介: 于航(1990—),男,助理工程师,主要从事遥感矿产地质、自然资源、土地研究工作。Email: 591701381@qq.com。

收稿日期: 2017-07-11
基金资助: 中国地质调查局“全国矿产资源开发环境遥感监测(编号: 121201203000160009)”项目资助
摘要

祁连山是研究青藏高原隆升与构造变形的关键部位,其中大通河河流阶地是祁连山地区早更新世以来构造隆升和气候变化的载体,厘定大通河河流阶地的形成时代及地质意义对于分析祁连山地区的区域构造和气候环境改变具有重要意义。通过ESR测年技术,并对大通河流域江仓区域的剖面样品实测,获取岩层形成时代数据,分别为(42±4) ka B.P.、(71±5) ka B.P.、(121±12) ka B.P.、(210±20) ka B.P.和(602±60) ka B.P.。根据测年结果,确认剖面为河流相沉积环境,形成时代对应中晚更新世酒泉砾岩和戈壁砾岩时期,表明大通河河流阶地在542~662 ka B.P.之前就已经形成,推测其可能是受到中新世白杨河组之后的盆山运动或早更新世祁连山的褶皱变形影响而形成的。利用测年数据计算抬升速率,从中更新世晚期到晚更新世中期,抬升速率加快,反映了大通河流域的构造运动和气候变化加强,祁连山江仓地区在此期间快速隆升,为青藏高原东北缘以面积和体积扩张的观点提供了新的依据。

关键词: 祁连山地区; 大通河流域; ESR测年; 抬升速率; 河流阶地剖面
中图分类号:P534.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8706(2018)03-0043-06
Ages and ge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river terrace of Datong River in Qilian Mountains
YU Hang1, BU Fan1, HU Daogong2, ZHANG Xujiao3, YANG Jinzhong1
1.China Aero Geophysical Survey and Remote Sensing Center for Land and Resources, Beijing 100083, China
2.Institute of Geomechanics,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3.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Qilian Mountains are the key study areas for tectonic deformation and uplift of Tibetan Plateau. Since Early Pleistocene, the river terrace of Datong River has been the record of tectonic uplift and climate changes in Qilian Mountains. Ascertaining the ages and ge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river terrace of Datong River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analyzing the regional structure and climate changes in Qilian Mountains. Using ESR dating technique, the authors measured the section samples in Jiangcang Area of Datong River and acquired the rock strata ages, which were (42±4) ka B.P., (71±5) ka B.P., (121±12) ka B.P., (210±20) ka B.P. and (602±60) ka B.P.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dating results, the authors confirmed the section was formed in the environment of fluvial facies deposition, and that its ages were the periods of Jiuquan conglomerate and Gobi conglomerate in Middle and Late Pleistocene. And it showed that the river terrace of Datong River has been formed before 542~662 ka B.P., and that its formation might be influenced by the basin-mountain movement after Miocene Baiyanghe Formation or by the wrinkle deformation in Early Pleistocene in Qilian Mountains. The authors calculated the uplift rate via the dating results,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uplift rate was increasing from the late period of Middle Pleistocene to the middle period of Late Pleistocene, which reflected the enhancement of tectonic movement and climate changes in Datong River Basin and the rapid uplift of Jiangcang Area in Qilian Mountains. These conclusions could provide new proofs for the viewpoint that the northeastern edge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has expanded in both area and volume.

Keyword: Qilian Mountains; Datong River Basin; ESR dating technique; uplift rate; river terrace section
0 引言

河流两岸的剖面是河流地貌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形成与侵蚀基准面下降所导致的河流快速下切密切相关。新构造运动和气候变化是控制侵蚀基准面下降的2个重要因素, 二者通过改变河流流量和沉积物通量来控制河流阶地的形成[1, 2, 3, 4]。在构造运动强烈的地方, 构造抬升导致河流侵蚀基准面下降[5, 6, 7, 8, 9, 10]; 在气候影响强烈的地方, 气候变化导致河流阶地抬升速率加快[11, 12, 13, 14, 15]。因此, 研究河流阶地剖面沉积物年代和抬升速率, 对解译第四纪以来的新构造运动和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纪测年方法很多, 但每种方法都因测年所用的物质、被测事件的性质和给出年代的方式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6]。根据不同的研究内容, 采用不同的测年材料和测年技术, 才能取得较可靠的年代数据。前人对河流阶地的研究部分应用光释光和热释光技术[17, 18, 19], 而ESR测年技术是现在较为普遍流行的测年手段之一。Tissoux 等[20]同时利用石英Al 心和Ti心ESR法对法国Indre 地区Creuse valley的河流阶地样品进行埋藏年代测试, 结果表明石英Ti- Li心ESR信号较适合于中更新世河流阶地。此外, 国内多人利用ESR测年技术进行第四纪测年, 均取得较好结果[21, 22] 。

在祁连山地区, 前人通过区域地质调查, 将大通河河流阶地的形成时代定义为早更新世玉门砾岩时期, 岩性为土黄— 土红色砾石层, 且成分复杂, 判定沉积环境为冰水相沉积, 且未有相关定量或者定性数据佐证结果。本文通过ESR测年技术测定大通河河流阶地剖面样品年龄, 利用年龄数据与前人研究结果相比较, 厘定剖面岩层的形成时代和沉积相环境, 分析大通河形成年代和形成成因, 通过河流阶地剖面沉积物年代和抬升速率, 佐证大通河流域的重大历史构造运动和气候变化, 对解释祁连山地区第四纪以来的新构造运动和气候变化具有重大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大通河属于黄河水系, 为黄河一级支流湟水的支流, 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祁连山地区, 发源于青海省天峻县境内托勒南山, 自西北向东南流经青海、甘肃两省。区为大通河上游一部分, 位于37° 50'~38° 12'N、99° 00'~100° 00'E范围内, 海拔约4 000 m, 研究区内大通河上游由于水流冲刷形成宽谷, 地势高, 有大面积高海拔草原。研究区气温垂直变化明显, 河流旺水季为每年6月至9月, 其余时间的河流流水较少。

根据前人研究, 祁连山地区自新生代发育有多级地貌面, 最高一级夷平面于3.6 Ma B.P.之前解体[23]。在主夷平面之下是一级剥蚀面, 削平的最新地层为第三纪疏勒河组红色砂岩, 覆盖于砾石层上的黄土沉积年龄为1.4 Ma B.P.[24], 指示剥蚀面形成于1.4 Ma B.P.之前, 之后开始发育形成现代水系。在剥蚀面之下, 主要是以河流阶地和冲-洪积扇为代表的层状地貌面, 自1.2 Ma B.P.以来各条河流发育了多级河流阶地[25, 26]。

大通河等祁连山地区东段自更新世以来河流阶地较为发育, 多发育有2~3级阶地, 阶地类型为基座阶地。流域内河床、河漫滩多为全新世沉积物, 河流阶地多为中晚更新世酒泉砾岩和戈壁砾岩时期沉积物, 少数为早更新世玉门砾岩时期沉积物(图1)。

图1 祁连山地区大通河河谷第四纪地质图
1.常年性河流; 2.季节性河流; 3.湖泊; 4.基岩; 5.早更新世沉积物; 6.中、晚更新世大通河河流阶地沉积物; 7.全新世大通河河床、河漫滩与河流阶地沉积物; 8.剖面沉积物采样点Fig.1 Quaternary geological map of Datong River Valley in Qilian Mountains

2 大通河河流阶地剖面特征

祁连山地区采样点附近的大通河河流阶地海拔约3 800 m, 剖面顶部的河拔高61.8 m。剖面主要以砂层、砂砾层为主, 局部有黏土层、粉砂质黏土层出露。以砂砾层、砂层作为标志层, 共划分出18层(图2)。

图2 祁连山地区大通河河流阶地剖面素描图Fig.2 Profile sketch of the river terrace of Datong River in Qilian Mountains

河流阶地剖面自上而下依次划分为:

①砂砾层。砾石成分以砂岩、辉长岩、辉石岩、糜棱岩、花岗岩、石英岩为主, 成分复杂, 砾径1~10 cm为主, 分选一般, 厚约2.0 m, 为一般砂砾层, 胶结差, 1~2级磨圆。

②粉砂质黏土层。棕色粉砂质黏土, 厚约1.2 m。

③砂砾层。为一般砂砾层, 砾石成分以砂岩、辉长岩、辉石岩、糜棱岩、花岗岩、石英岩为主, 成分复杂, 砾径1~10 cm为主, 分选一般, 胶结差, 1~2级磨圆, 厚约2.5 m。

④砂砾层。厚约0.8 m, 中细砂夹小砾, 砾径1~3 cm为主(取样B1062-2)。

⑤砂砾层。该层厚约3.8 m, 含有较多大砾石, 砾石成分以砂岩、辉长岩、辉石岩、花岗糜棱岩、石英岩为主, 成分复杂, 分选差, 砾径1~5 cm占60%, 5~20 cm占40%, 砾径较一般砾石层大, 砾石之间为黄绿色粗砂。

⑥砂砾层。该层厚约1.0 m, 为棕色— 暗棕色中细砂含小砾, 砾径1~3 cm为主(取样B1062-3)。

⑦砂砾层。该层厚约1.5 m, 为一般砂砾层。

⑧砂砾层。厚约1.9 m, 为亮棕色细砂含小砾, 砾径1~3 cm为主, 成分复杂, 镜向西, 中间有约30 cm的棕色黏土(黏土区域取样B1062-4)。

⑨砂砾层。厚约2.5 m, 为一般砂砾层。

⑩砂层。厚约1.0 m, 棕色细砂层, 含砾较少, 偶见小砾石(取样B1062-6)。

⑪砂砾层。厚约4.5 m, 为一般砂砾层。

⑫砂砾层。厚约1.5 m, 该层上部为约25 cm厚的暗棕色黏土, 下部为亮棕色细砂, 含砾少, 偶见小砾。

⑬砂砾层。该层厚约6.2 m, 为棕黄色细砂含小砾, 砾石含量较少, 10%左右, 砾径以1~3 cm为主, 成分复杂, 以砂岩、辉长岩、辉石岩、糜棱岩、花岗岩、石英岩为主。

⑭砂砾层。该层厚约7.5 m, 为亮棕色粗砂砾石层, 砾石成分复杂, 以砂岩、辉长岩、辉石岩、糜棱岩、花岗岩、石英岩为主, 砾径以1~5 cm为主。

⑮黏土层。该层厚约1.8 m, 为暗棕色黏土层。

⑯砂砾层。该层厚约7.2 m, 为粗砂砾石层, 砾石砾径以1~5 cm为主。

⑰黏土层。该层厚约2.2 m, 为块状黏土层, 黏土颜色为灰色, 上部夹5 cm的亮棕色细砂(细砂区域取样B1062-9)。

⑱砂砾层。该层厚约8 m, 为中细砂砾石层, 成分复杂, 砾径以1~3 cm为主, 少数砾径为5 cm, 砾石1~2级磨圆, 分选一般。

3 测年结果

江仓北地区的剖面中, 从下部、中部、上部分别取样B1062-9、B1062-6、B1062-4、B1062-3和B1062-2, 测出的年龄分别为(602± 60) ka B.P.、(210± 20) ka B.P.、(121± 12) ka B.P.、(71± 5) ka B.P.、(42± 4) ka B.P., 说明剖面符合河流阶地的沉积旋回定律, 下老上新。此外, 还从与B1062-4对应河拔高度处取样B1051-1, 与B1062-4的年龄进行横向对比, 通过测年分析, B1051-1的年龄为(134± 13) ka B.P., 与B1062-4的年龄大体相近(表1), 说明年龄较为真实可靠。

表1 大通河河流阶地砾石利用ESR技术测定年龄结果 Tab.1 ESR dating results of gravels in the river terrace of Datong River
4 地质意义
4.1 大通河河流阶地形成年代和沉积环境

前人在区域地质调查时, 将采样位置的剖面划分为早更新世玉门砾岩, 为土黄— 土红色砾石层, 成分复杂, 判定其为冰水沉积环境。但经过野外验证与ESR测年技术相佐证, 该剖面岩层形成时代对应中晚更新世酒泉砾岩和戈壁砾岩时期, 主要原因如下:

(1)剖面砾石较小, 多以1~5 cm为主, 剖面以砂砾层、砂层为主, 与玉门砾岩的多为10~100 cm大砾石的组成不符。

(2)冰水沉积环境下的砾石的磨圆较差, 多棱角状, 分选较差, 多为砾岩, 砾石排列无规律。而剖面的砾石层磨圆较好, 分选一般, 砂砾层和砂层交替分布, 砾石呈定向排列, 长轴指向河流上游, 这些都表明沉积环境应为河流相沉积。

(3)ESR测年结果表明, 该剖面的沉积年代为中晚更新世, 与玉门砾岩的形成时代(早更新世)不符。

4.2 大通河形成的原因

江仓地区在中新世白杨河组之后发生了大规模的盆山运动, 可能为大通河形成的原因, 新生代构造研究表明, 逆冲断裂、活动褶皱、构造隆升普遍发生在祁连山、河西走廊和龙首山一带, 整个祁连山地区都经历了强烈的构造变形[27]。而陈杰等[28]通过对祁连山北缘玉门盆地内褶皱带生长地层及内部渐进不整合填图和磁性地层年代学研究, 发现褶皱变形在祁连山北麓的山前起始于3 Ma B.P., 而盆地内部的褶皱变形起始于1.2 Ma B.P.。这个方法或许在祁连山江仓地区, 对大通河的成因也适用。由于大通河为祁连山内部区域构造运动形成, 其很有可能在早更新世或者更早一些的时间形成。此外, 昌马— 祁连— 海原大断裂发生在早更新世, 大断裂直接影响了祁连山地区构造地貌的格局, 但是否影响了大通河的形成, 暂时不得而知, 需要其他证据佐证。

4.3 河流阶地受构造运动和气候因素的影响结果

隆升速率是江仓地区隆升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对其进行计算时, 可用河流的下切速率代替江仓地区的隆升速率[29, 30, 31]。

通过ESR对剖面的年代计算, 在(42± 4)~(602± 60) ka B.P.期间, 大通河河流阶地共抬升了42.6 m, 抬升速率平均为0.068~0.086 mm/a(表2)。而采样位置的河流海拔为3 817 m, 根据野外考察, 最早发现的河流剖面形成高度约为4 150 m。因此, 可以初步推断大通河的形成年代为200~500 ka B.P., 即在早更新世或者更早的一些时间内形成。此外, 在第三纪红层之中并未发现有河流相的沉积, 可以初步判断大通河应该在5~8 Ma B.P.之后形成的。

表2 不同时期大通河河流阶地堆积厚度及堆积时间 Tab.2 Accumulation thickness and time of the river terraces of Datong River in different periods

从中更新世晚期到晚更新世早期((121± 12)~(210± 20) ka B.P.), 沉积速率相对于中更新世早期不断减慢, 说明在这一时期的构造活动和气候变化强度减弱。在构造运动方面, 沿断裂分布的水平剪切分量大幅度增大, 进而引发了祁连山NWW向主断裂的走滑运动, 这是造成祁连山NWW向断裂带走滑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发生时间应为第四纪早、中期之后。这一研究结果与近年来在一系列大断裂上取得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如昌马— 祁连— 海原大断裂的走滑时间为早更新世末至中更新世初, 由于祁连山构造应力场的旋转, 引起了区内一系列重大的构造变动[32]。因此, 可以判断由于山前的逆冲断裂[32]以及昌马— 祁连— 海原大断裂在早更新世末至中更新世初的影响, 使得在(121± 12)~(210± 20) ka B.P.期间的构造活动没有中更新世早期那么强烈, 河流阶地的抬升速率也因此减慢。在气候方面, 此期间气候转向干旱寒冷, 形成第三次寒冷期, 且又出现一次冰期, 但是不如前两次冰期这么寒冷[13], 气候由温暖湿润转变为寒冷干旱, 或许是抬升速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在(42± 4)~(121± 12) ka B.P.期间, 从更新世早期到中期, 河流阶地的抬升速率不断加快, 说明这一时期的构造活动和气候变化加强。在构造运动方面, 发生在150 ka B.P.左右的共和运动, 是一次强烈的构造抬升和河流深切事件[13], 反映为河流强烈的下切, 或许是这次运动及之后产生的影响, 致使大通河河流阶地抬升速率加快。在气候方面, 此期间进入中期第三次温暖期, 祁连山区北大河、疏勒河等各大河流径流增加, 侵蚀和剥蚀作用加强河谷深切, 出山口后在祁连山北麓前缘形成数级堆积阶地[18, 33]。气候由寒冷干旱转变为温暖湿润也是大通河流域河流阶地在此期间加快抬升速率的原因。大通河河流阶地剖面的抬升速率为江仓地区的隆升提供了定量数据, 江仓地区的快速抬升表明祁连山地区在该期间快速隆升, 为青藏高原以面积和体积扩张的观点提供了新的依据[34, 35, 36, 37]。

5 结论和建议

(1)通过野外验证, 剖面砾石层磨圆较好, 分选一般, 粗细粒砾石岩层交替分布, 砾石呈定向排列, 长轴指向河流上游。因此, 剖面不符合冰水沉积环境。结合ESR测年结果, 判断剖面岩层形成时代对应中晚更新世酒泉砾岩和戈壁砾岩时期, 沉积环境应为河流相沉积。

(2)ESR测年结果很好地表明, 早在662~542 ka B.P.之前的中更新世早期, 大通河不但已经形成, 而且大通河水系发育有很好的沉积旋回。

(3)可能受到火烧沟组— 白杨河组之后的中更新世盆山构造运动、早更新世祁连山褶皱变形及气候旋回等因素影响, 大通河水系地貌发育, 说明江仓地区的大幅度隆升应该发生在中更新世之前。经过对河流阶地抬升速率和其他因素的推算, 表明大通河的形成应该为早更新世或者更早一点。

(4)从中更新世早期到中更新世晚期, 剖面河流阶地抬升速率不断变缓, 说明大通河流域构造运动和气候变化强度不断减弱; 但是从中更新世晚期到晚更新世中期, 剖面河流阶地抬升速率不断加快, 说明大通河流域的构造运动和气候变化强度加强, 江仓地区在该期间的快速抬升速率表明祁连山地区在此期间快速隆升, 为青藏高原以面积和体积扩张的观点提供了新的依据.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 杨景春. 地貌学教程[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5: 60-64. [本文引用:1]
[2] 程绍平, 邓起东, 李传友, 等. 流水下切的动力学机制、物理侵蚀过程和影响因素: 评述和展望[J]. 第四纪研究, 2004, 24(4): 421-429. [本文引用:1]
[3] Bull W B. Stream-terrace genesis: Implications for soil development[J]. Geomorphology, 1990, 3(3/4): 351-367. [本文引用:1]
[4] Bridgland D R. River terrace systems in north-west Europe: An archive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uplift and early human occupation[J]. Quat Sci Rev, 2000, 19(13): 1293-1303. [本文引用:1]
[5] 胡春生, 潘保田, 高红山, 等. 最近150 ka河西地区河流阶地的成因分析[J]. 地理科学, 2006, 26(5): 603-608. [本文引用:1]
[6] 李吉均, 方小敏, 马海洲, 等. 晚新生代黄河上游地貌演化与青藏高原隆起[J]. 中国科学(D辑): 地球科学, 1996, 26(4): 316-322. [本文引用:1]
[7] 李吉均, 方小敏, 潘保田, 等. 新生代晚期青藏高原强烈隆起及其对周边环境的影响[J]. 第四纪研究, 2001, 21(5): 381-391. [本文引用:1]
[8] 李吉均, 方小敏. 青藏高原隆起与环境变化研究[J]. 科学通报, 1998, 43(15): 1569-1574. [本文引用:1]
[9] 鹿化煜, 安芷生, 王晓勇, 等. 最近14 Ma青藏高原东北缘阶段性隆升的地貌证据[J]. 中国科学(D辑): 地球科学, 2004, 34(9): 855-864. [本文引用:1]
[10] 刘兴旺, 袁道阳, 葛伟鹏. 兰州黄河阶地高精度GPS测量与构造变形研究[J]. 西北地震学报, 2007, 29(4): 341-346, 351. [本文引用:1]
[11] 刘小凤, 刘百篪. 应用“构造-气候旋回”年代学方法确定河流阶地形成时代的初步研究[J]. 西北地震学报, 2001, 23(4): 395-403. [本文引用:1]
[12] 侯元才, 许伟林, 俞建, 等. 青藏高原东北缘1. 2 Ma B. P. 以来各阶段古气候演变[J]. 青海地质, 2001(增刊1): 10-16. [本文引用:1]
[13] 苏建平, 仵彦卿, 李麒麟, 等. 第四纪以来酒泉盆地环境演变与祁连山隆升[J]. 地球学报, 2005, 26(5): 443-448. [本文引用:3]
[14] 傅开道, 方小敏, 高军平, 等. 青藏高原北部砾石粒径变化对气候和构造演化的响应[J]. 中国科学(D辑): 地球科学, 2006, 36(8): 733-742. [本文引用:1]
[15] 汤愁苍, 刘晓东. 一个新的划分第四纪的标志: 高原季风演变的地质环境后果[J]. 第四纪研究, 1995(1): 82-88. [本文引用:1]
[16] Watchman A L, Twidale C R. Relative and ‘absolute’dating of land surfaces[J]. Earth-Sci Rev, 2002, 58(1-2): 1-49. [本文引用:1]
[17] 候康明, 邓起东, 刘百篪. 冬青顶背斜的变形形式/变形幅度及形成机理[G]//汪一鹏. 活动断裂研究(第6辑). 北京: 地质出版社, 1998: 88-96. [本文引用:1]
[18] 杨景春, 谭利华, 李有利, 等. 祁连山北麓河流阶地与新构造演化[J]. 第四纪研究, 1998(3): 229-237. [本文引用:2]
[19] 郑文涛, 杨景春, 段锋军. 武威盆地晚更新世河流阶地变形与新构造活动[J]. 地震地质, 2000, 22(3): 318-328. [本文引用:1]
[20] Tissoux H, Falguères C, Volnchet P, et al. Potential use of Ti-center in ESR dating of fluvial sediment[J]. Quat Geochronol, 2007, 2(1): 367-372. [本文引用:1]
[21] 袁璐璐, 汪明启, 胡佳乐. 第四纪沉积物测年新进展[J]. 中国地质调查, 2014, 1(1): 46-51. [本文引用:1]
[22] 丁秋红, 王杰, 李晓海, 等. 内蒙古扎鲁特旗地区更新世地层划分[J]. 中国地质调查, 2015, 2(7): 24-29. [本文引用:1]
[23] 潘保田, 高红山, 李炳元, 等. 青藏高原层状地貌与高原隆升[J]. 第四纪研究, 2004, 24(1): 50-57. [本文引用:1]
[24] 邬光剑. 祁连山东段0. 8 Ma以来的构造隆升与气候变化[D]. 兰州: 兰州大学, 2001: 35-41. [本文引用:1]
[25] 高红山, 潘保田, 邬光剑, 等. 祁连山东段冲积扇的发育时代及其成因[J]. 兰州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5, 41(5): 1-4. [本文引用:1]
[26] 潘保田, 邬光剑, 王义祥, 等. 祁连山东段沙沟河阶地的年代与成因[J]. 科学通报, 2000, 45(24): 2669-2675. [本文引用:1]
[27] Gaudemer Y, Tapponnier P, Meyer B, et al. Partitioning of crustal slip between linked, active faults in the eastern Qilian Shan, and evidence for a major seismic gap, the‘Tianzhu gap’, on the western Haiyuan fault, Gansu (China)[J]. Geophys J Int, 1995, 120(3): 599-645. [本文引用:1]
[28] 陈杰, Wyrwoll K H, 卢演俦, 等. 祁连山北缘玉门砾岩的磁性地层年代与褶皱过程[J]. 第四纪研究, 2006, 26(1): 20-31. [本文引用:1]
[29] Maddy D, Bridgland D, Green C P. Crustal uplift in southern England : Evidence from the river terrace records[J]. Geomorphology, 2000, 33(3/4): 167-181. [本文引用:1]
[30] Burbank D W, Leland J, Fielding E, et al. Bedrock incision, rock uplift and threshold hillslopes in the northwestern Himalayas[J]. Nature, 1996, 379(6565): 505-510. [本文引用:1]
[31] Leland J, Reid M R, Burbank D W, et al. Incision and differential bedrock uplift along the Indus River near Nanga Parbat, Pakistan Himalaya, from 10Be and 26Al exposure age dating of bedrock straths[J]. Earth Planet Sci Lett, 1998, 154(1/4): 93-107. [本文引用:1]
[32] 袁道阳, 张培震, 刘小龙, 等. 青海鄂拉山断裂带晚第四纪构造活动及其所反映的青藏高原东北缘的变形机制[J]. 地学前缘, 2004, 11(4): 393-402. [本文引用:2]
[33] Pan B T, Wu G J, Wang Y X, et al. Age and genesis of the Shagou River terraces in eastern Qilian Mountains[J]. Chin Sci Bull, 2000, 46(6);510-515. [本文引用:1]
[34] Tapponnier P, Meyer B, Avouac J P, et al. Active thrusting and folding in the Qilian Shan, and decoupling between upper crust and mantle in northeastern Tibet[J]. Earth Planet Sci Lett, 1990, 97(3/4): 382-403. [本文引用:1]
[35] An Z S, Kutzbach J E, Prell W L, et al. Evolution of Asian monsoons and phased uplift of the Himalaya-Tibetan Plateau since Late Miocene times[J]. Nature, 2001, 411(6833): 62-66. [本文引用:1]
[36] Mulch A, Chamberlain C P. Earth science: The rise and growth of Tibet[J]. Nature, 2006, 439(7077): 670-671. [本文引用:1]
[37] Rowley D B, Currie B S. Palaeo-altimetry of the late Eocene to Miocene Lunpola basin, Central Tibet[J]. Nature, 2006, 439(7077): 677-681. [本文引用:1]